文/殷晴

（一）

    1947年的夏天，王迺是在密集的入学考试中度过的。虽然前一年秋天才结束漂泊生活回到北京，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全凭自学，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一连考中七所大学。一番比较过后，北京大学机械系成为了他的最终选择。

    “当时工学是热门专业，大家都追求工业救国。”   

    “为什么选北大？因为北大工科提出五年制。我在旧社会不得意，上学实在艰难，现在有了机会，想多学一点。”

    王家祖籍山东，从王迺父亲一代起定居京城。1937年，北平沦陷，打铺盖卷儿从此变成王迺最熟悉的事情。从10岁到19岁，他与小脚母亲相伴，先后三次逃难，辗转就读六所中学。

    时隔半个多世纪，王迺依然清楚记得那条“被日军赶着走”的路线：自北平出发，经徐州，到商丘，一路走过宝鸡、汉中、重庆、贵阳，最后抵达父亲工作的桂林。

    那是终生难忘的经历。无论回忆工学院生活，还是讲述工作时的趣事，王迺的思绪总会不自觉地跳回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在贵州的荒僻旅店，母亲被国民党官员带走，因莫须有的罪名在监狱里关了五天。在柳州，他亲眼目睹难民挤满火车顶，在过隧道时被刮落的惨状。

    经历过乱世，才更能体会一张安静书桌的珍贵。1947年8月4日，北大接管北洋大学北平部（前身为沦陷时期的北京大学工学院）。刚入学不久的王迺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从沙滩赶到端王府夹道参加庆祝会。在彩旗飘扬的院子里，校长胡适用一句话化解了新学院融入老北大的疑虑。

    “北大工学院不是你们的，也不是我们的，而是咱们的！”

    “胡适的北京话有修养，说的很亲切。我从心眼里承认，这就是我的母校。”王迺说。

（二）

    一年级，工学院学生要上全校基础课。英文、国文、数学在沙滩红楼，化学、物理在马神庙理学院。“3600学生，36个校址，各个地方都有北大的教室、实验室、宿舍。”下课铃一响，就得登上自行车赶往下一个课堂。

    很多今日已成传说的大师，正是当年把王迺带进学术殿堂的领路人。“教我们英语的是卞之琳，俞平伯教国文，袁翰青教化学”。和许多经历过那段辉煌岁月的老校友一样，王迺念起这些名字时，语气中满是掩饰不住的自豪。

    他最得意的科目是数学。院长马大猷重视基础教育，其他工学院不学的微分方程、高等微积分，北大都要求。数学老师冷生明先生每周小考，一学期算下来，王迺的总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第一名是数学系的，得了94，就比我高一分”。

    也有懊恼的时刻。物理老师郑华炽先生是著名光谱学家，曾经担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素以严格著称。第一次月考，中学时总拿第一名的王迺只得了36分，“平方之后再乘10才及格”，“看到成绩的时候脑子都懵了！”

    从西南联大时起，这种“难以置信的不及格率”就是工学院的特征。王迺入学时，全班共有50个同学，四年后毕业时只剩下了22个。

    高标准的压力不仅笼罩着学生。一些老师学术水平虽高，却不善于表达。学生们连续几节课听不懂，就联合起来“轰老师”。

   “我就带头轰过”，王迺一笑。“振臂一呼，大家就都不上课了。学院虽然有不满，老师自己也知道待不下去了。”

    两年后，王迺自己也成了老师。1951年毕业后，他被学院选中留校担任助教，负责工程画和金工实习两门课程。第一次上课，他拿着精心准备的模型，“吭吭哧哧说不清楚，弄了个大红脸”。

    “我这人很不善于说话。小学有个讲话课，每个人都要上台说几句，我上去之后，真是直掉眼泪，说不出话来。高一被推举做班干事，又要上台讲话，也是无疾而终。所以说做教师，我是十分的不合格。”王迺老实地说。

（三）

    建国之初，北大的食堂是名副其实的“学生食堂”—— 学生组织起“伙食委员会”，负责制定菜单、监督采购。每月初，同学们把饭费集中上交，算是“入伙”。

    王迺就曾是“伙委”的一员。买什么菜、做成什么样都有学问，“得有经济头脑”。萝卜白菜最便宜，常买；鸡蛋只敢做成蛋花汤，不能煮着吃，因为“不出数”；买肉专挑肥的，可以用来炼油。

        苦孩子出身的王迺，“20多岁以前没吃过什么细粮”。工学院食堂常吃玉米面做的丝糕，在他看来已经是人间美味。等到1952年进入俄语专修班，每天有鱼有肉，那就是“上了天了”。

    “当年我管食堂的时候，学生9块钱一个月，看14块一个月的教职员餐厅已经很羡慕了。1952年到了俄专，18块一个月，真是过天上的生活。后来大家都提意见，说吃得太好了。”

    “伙委”工作虽然多是日常琐事，王迺仍将其视为同学们的信任，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他看来，起大早陪炊事员到西直门买菜，与钻研学术、辛勤工作有着同样的本质。“一切服从分配，一切出于努力，一切都要认真。”

    1947年，为纪念“五·二〇”血案，工学院建立了“六二图书室”。藏书中既有专业书籍，也有小心收在桌面下的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被糊上其他书的封面，由图书管理员保管和派发。王迺正是管理员之一。

    1948年，王迺被吸收进工学院的外围组织“进步青年联盟”。再过一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人生中的几次大事都发生在9月。1946年9月16号结束逃难回到北平，1949年9月14号入党。这两个日子我一直记得。”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为尽快向社会输送工科人才，北大工学院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王迺跑到了远在大西北的玉门油矿。

    “三年级时有门课讲内燃机，请了一个德国人用英语教学，教的很不错。学了一年，我们哪个班好多人对内燃机有兴趣了。中国哪里有大的内燃机？只有玉门才有，而且是300马力以上的大型内燃机。”

    位置荒僻的玉门油矿正需要技术干部的支持。王迺和同学们先坐火车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前往甘肃，一路上受到了石油局各办事处的热情接待。“不说山珍海味，反正都是大鱼大肉，穷学生哪儿吃过这些呀，大家都兴高采烈的”。

    茫茫戈壁滩上也潜伏着危机。其时正是1950年初，西北刚刚解放，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地方土匪尚未肃清。行至宝鸡，办事处得到消息：从此处到天水的路上，前一天有人遭遇了土匪抢劫。

    走还是不走？男孩子们胆子大。“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光杆儿一条，就是一个铺盖卷。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没啥可怕的。”第二天清早继续上路，索性没遇上危险。

    王迺说，人的一辈子，“不定碰上什么机会，这个机会就引导你往下一步去了”。因为这段“一时兴起”的实习经历，他在1953年留学苏联时被分配到了石油机械系。五年后学成归来，北大已无工学院，他被送到北京石油大学担任教职。等到改革开放，国家抽调他管理留学生，又与他当年的留苏经历有关。

    “好多关键时刻，就是这样一些偶然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服从国家分配，没说的。国家安排你到哪儿，你说不去？从来没有过。”

人物名片：

    王迺，1927年生于北京，1947至195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52年进入留苏预备部，1953至1958年赴苏联攻读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至1979年，是“文革”后第一批提升的副教授。1980年被调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担任一秘。1983年开始负责管理留学生和引进外国智力，1988起担任外国专家局局长。1991年退休。

寄语：

    恢复和发展工学院是我们这些老校友多年一贯的愿望。一直盼望着北大有工学院，而且能够发展壮大。现在这个愿望基本实现了，可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从现在看，趋势非常好。我非常佩服工学院现在主持工作的几位同志。工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几个方面都比较突出，发展地很快而且比较健康，这十分不容易。祝贺工学院在新领导同志的主持下继续发展壮大，这是绝对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