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工学院

我的外公——唐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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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者邱业伟先生系我校工学院1925届机织系唐伯涛校友的外孙，他从小耳濡目染受外祖父的教导和影响，从习文开始，知其然由，故形成了很好的读书习惯和学习方法，虽因当时家庭出身错失机遇，但凭借其过人扎实的法律积淀、出色的才艺和坚韧的毅力，1985年走上了大学教师的岗位；从80年代末开始在权威、中文核心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9篇，在报刊发表法律专业文章80余篇，出版专著6部，编著1部；先后主持、主研国家、省部级和校级课题项目15项；现为教育部学位中心专家库专家；在重庆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些深深地印证了北大人镌刻在后辈身上大国担当的情怀。今年暑假期间，邱业伟先生从重庆远赴青岛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实地查询并收录外祖父的点滴足迹，特此撰文以表纪念。

邱业伟先生来访工学院

我外公是湖南省常德市澧县道河乡长木村长茅岭人，1898年6月27日出生，1920年9月考入国立北京工业大学（现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织科读书，中间休学一年，1925年7月毕业。毕业后1925年8月至1926年7月在湖南临澧中学教书并担任教务主任。

我外公1924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朱务善。1925年9月中共临澧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共四人，他是党小组成员，并以临澧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1926年10月中共临澧支部成立，他是支部党员。1926年9月26日国民党澧县党部成立大会，选出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担任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工作至同年12月。1927年2月林伯渠介绍他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作干事，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通缉，在湖南老乡的保护下逃出湖南。

1927年8月到1927年10月在上海朋友家匿居，1927年11月离开上海去了马来亚等地教书直至1934年12月回国，1935年2月到1936年3月在天津盛锡福帽厂任付工程师，1936年5月自费留学日本学习纺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我外公辍学回国。这段时间里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同学陈式皋给予了我外公很大的帮助。
1937年9月，我外公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该所《通讯》杂志负责人，派驻新加坡搞日敌情报，搜集日寇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期间，还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该会主席陈嘉庚，宣传部部长胡愈之，副部长还有邵宗汉）。1942年日本人追杀我外公，说他是特务。他和胡愈之、郁达夫、汪金丁、张楚琨、邵宗汉等28人乘船逃避日本人的追杀，他们逃到印尼苏门答腊岛，我外公与胡愈之等人在该岛分手，只身一人逃到印度摆脱了日本人的追杀，1943年10月我外公不愿在该所继续工作离开了该所。

1943年11月开始我外公在国民政府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派驻重庆中新纱厂专员工作至1945年12月（机关撤销遣散），1946年去了青岛，因为我外公在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所学专业是纺织，那时的青岛是我国纺织基地。

解放后我外公先后担任青岛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国营青岛第八棉纺织厂厂长、纺织工业部青岛供销分局副局长、青岛纺织专科学校副校长，1966年10月在该校退休，时年68岁；从第一届始历届担任山东省和青岛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化大革命中我外公被打成了“大特务”、“大叛徒”、“大华侨”。“四人帮”倒台之后，组织上为他平反昭雪并任命他担任青岛市政协常委。

1979年4月22日21:50分在南京逝世，享年81岁。山东纺织工业学院得知消息派员去南京将我外公骨灰接回青岛，5月5日举办追悼会并致悼词，对我外公的一生（从青年到晚年）进行了客观的、肯定性的评价。他的骨灰安置在青岛烈士骨灰存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