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日，北京大学工学院46级校友吴康铭因病辞世，享年87岁。
“别给我做宣传。捐款时唯一想留下的只有一句话：‘5235班一校友’。”
——2011年，吴康铭卖掉了生活了31年的老房子，把平生积蓄的一半捐给北大工学院，成为北大励学基金会捐献者之一。在工学院记者前去采访她时，她反复强调不要拿这件事做文章，成了采访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这位始终保持着睿智与优雅的女性以她曲折而精彩的人生经历，激励了一批批学子自强自立，学有所成。她的离世令工学院师生以及所有认识她的人扼腕叹息。今天，我们回顾这篇撰写于2012年的采访报道，以示对吴康铭院友的纪念。芳华落尽，心香永存。她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她的人生就是一段美丽的传奇。
吴康铭：能温柔者最坚强
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一间向阳的单人间，温暖的阳光从窗口铺满整个房间，让人身心都有轻松舒适的快感。墙角的CD架上满满当当插了几十张古典乐唱片，靠窗的柜子上摆着一瓶荷兰带回的玻璃花，晶莹剔透的花瓣旁是屋主人27岁时的照片：修眉端鼻，梨涡微现，深眼窝里一双大眼睛湛湛有神，浓密的黑发绑成四条长辫，柔纤的身躯，洋溢着摄人心魄的美。这就是82岁老人吴康铭的新家。
2011年，吴康铭的爱人去世。她卖掉了二人生活了31年的老房子，把平生积蓄的一半捐给北大工学院，成为北大励学基金会捐献者之一，只身一人搬进了这间小屋。她一再叮嘱记者不要拿这件事做文章，“别给我宣传”成了采访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吴康铭院友
“5235班一校友”
1930年，吴康铭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吴燕绍是清朝最后一届进士，曾任内阁中书，著有1500万字的古籍巨著《清代蒙藏回部典汇》。父亲吴丰培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师从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后在顾颉刚先生的建议下专攻西藏史，成为我国边疆史研究中的执牛耳者。
吴康铭是家中长女，自幼聪敏。祖父很器重她，四岁时便开始亲自教她论语——说是教，其实就是不管意思懂不懂，先把文章背下来，背不出就要面壁思过。母亲常扒着门缝看女儿掉金豆，却也不敢上前劝解。由于家学渊源，吴康铭的小学只读了四年。
1946年，16岁的吴康铭从贝满女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成为5235班年龄最小的一员。学工的想法源自母亲。这位一生勤俭、为吴家生养了六个儿女的传统女性希望聪慧的大女儿能为家庭分担些压力。在她看来，学文史的“没太大出息”，倒是一些学理工的亲戚留洋归来后待遇很好。从小受母亲的教导，体重只有60多斤的小姑娘选择了电机系。
青年吴康铭
从西南联大时起，工学院便以“难以置信的不及格率”著称。1946年进入北大希望成为电机工程师的40名大一学生，到1951年只有19人拿到了毕业证书。吴康铭最怕的课是“投影几何”。这门课的先生留学德国，英语授课时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和云南方言味儿，大家常常连记笔记都无从下手，私下把它戏称为“头疼几何”。为完成作业，吴康铭天天晚上不睡觉画图，领回的作业却常常是大红叉，辛苦了一学期还是没通过。回忆起那段夜夜苦读的时光，吴康铭止不住自嘲地说：“我就这么一门课没及格！”
大二开学前，吴康铭骑着自行车往返于端王府和沙滩，突然从车上跌落，吐出一口鲜血。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她送到医院，一查竟是肺结核——旧时相当于绝症的“痨病”。从此，大大小小的病情缠绕她一生。
开学后，吴康铭转到了新开设的化工系。中学时读居里夫人传，在瓶瓶罐罐的化学制剂中建造属于自己的科学世界一直是她的终极目标。客观上，生病后对电机系“也不敢沾了”。电机系大一时有五个女生，一学年后有四个都转了系，可见强度之大。
1949年10月，新政权成立，中国百废待兴。身体孱弱却满腔热情的吴康铭在与社会隔绝的象牙塔里再也呆不住，迫不及待地希望投身革命。11月，她偶然得知华北大学工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在办俄文班，没和家人商量就毅然办了转学证明，自此离开北大工学院，无意中重蹈了祖父和父亲走过的“学文”道路。
工学院的生活虽然只有两年半，对吴康铭的影响却是终生的：因为有理工思维，看书总能触类旁通；大半个世纪前的大地合唱团和5235班同学的情谊，更是她晚年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正是这份对工学院的情谊，这份对北大的热爱，吴康铭选择了将半生积蓄捐赠给工学院，希冀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吴康铭说，依着自己的原意，捐款时本要匿名，唯一想留下的只有一句话：“5235班一校友”。
吴康铭院友回母校
左图：吴康铭院友与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王子琦、柯旭瑜。右图：励志奖学金获得者文家燕全家看望吴康铭院友
吴康铭院友与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崔月明、滕郁骏、谢书猛
与工学院师生在一起
热血青年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吴康铭和同学们听着广播里朗诵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热血沸腾，写血书恳求组织批准参军。领导架不住青年们的再三请愿，亲自下来解释：“培养你们就是搞国防的，用不着参军，有的是用你们的时候！”
果然，1951年7月，学习了一年半科技俄语的吴康铭被抽调到沈阳112厂，参与新中国航空事业建设。112厂本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破烂的飞机修理厂，车间天花板不时簌簌掉土，所有技术和设备都要依靠苏联支持。吴康铭的任务正是给苏联专家当翻译。
工学院的基础派上了用场——很多技术术语和原理吴康铭在电机系时都学过。即便如此，工作仍然非常艰苦。冬天的沈阳天寒地冻，五点钟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背单词，白天不是陪专家转车间，就是爬飞机。她和专家去冰天雪地的丹东“三八线”检验设备，战斗机呼啸着降落，卷起的巨大气浪吹得人站不住。吴康铭趴在吉普车里，听着咆哮的引擎声，满心都是兴奋。
东北三年，吴康铭跟过三位专家。第一位回国述职时，她就一直胸痛、发烧，医院检查出是胸膜炎。她没敢告诉家里，住了三个月院后就吵着要出院。大夫拗不过，给她开了两个月的假条，结果她一出医院门就给撕了。
“那时候真是年轻，什么都不怕”。吴康铭说，看着苏联专家们不怕苦不怕累，自己也全身都是干劲儿。专家们把这个身材瘦小的小姑娘当孙女儿看。一位专家知道她担心俄语不够地道，就叫她每天中午到办公室，用俄语逐条念《人民日报》的新闻标题，并逐字为她纠正。60年代中苏交恶，吴康铭一度不敢相信：“最早的那批专家真是全心全意为了中国，手把手地教我们”。
1954年，吴康铭受调回京，在航空工业部组织的留苏预备班当俄语老师，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一直和教授外语有关。预备班结束后，她和领导要求回沈阳，被当场顶了回去：“你身体不好，家又在北京，还回去干嘛！”后来她才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线厂建设，很多东北时期的同事都被派到了西南、西北的山区里。多年后再见，一个朋友感慨地对她说：“你回北京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养病六年逃过文革
结核体质困扰了吴康铭一生，几度威胁到她的生命。但或许真应了“福祸相倚”的古语，她人生中的数次劫难，也因得疾病而侥幸逃过。
1966年，天生脆弱的体质加上高强度的劳动和沉闷的政治气氛，吴康铭再次病倒，被查出同时患有肠结核、腹膜结核、盆腔结核等六种综合症，输了别人3800cc的鲜血。6月1日，她在昏迷中被送进人民医院。5天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住院中的吴康铭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从昏迷中清醒后，常会发现室友又少了一个人。七个人的大病房，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一打听才知道，那些还需卧床的病号是被拉出去批斗了。
几代都是知识分子的吴家也没能幸免，先后经历三次抄家。吴丰培先生在1966年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口号是‘破四旧’，什么是‘旧’谁也分不清。于是，衣服用品无不成为‘四旧’，连白糖、罐头都成了被抄对象”。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湖北干校，弟妹们也相继离家。吴康铭三进三出医院，死里逃生，只有与母亲相依为命。
1972年，身体稍为康复的吴康铭再也耐不住家中与世隔绝的生活，执意回到已经由学校变成工厂的单位上班。她戴着大口罩去食堂打饭，过去的同事先是没认出她，认出之后又大惊失色：“你不是早就死了吗？”文革时，有红卫兵小将来学校找吴康铭，被告知“这个人没有了”。正是这或是有意或是无心的遗忘，成为了她免受批斗之苦的保护，逃过文革。
吴康铭坦陈，五十年代时自己思想很“左”，两次申请入党都因为家庭关系没有通过，更是“恨不生在工农家”，与旧式文人气质浓厚的父亲一度关系紧张。经历了文革和大病，过去“爱说爱笑、争强好胜”的性格“沉静了很多”。1987年，单位党支部书记主动上门动员她入党，吴康铭思考了一夜，把那张期待了30年的申请表退了回去。
“我跟他说，五十年代申请的时候，脑子里真是没有私心杂念，就是要做革命队伍的先锋分子。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周围很多入党的人都动机不纯，我已到退休年龄何必还夹在里头。我觉得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可能比做一个党员起的作用更大、更无私一些。”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吴康铭的丈夫是上海交大机电系毕业的高材生，二人相识于1956年。当时在电子工业部工作的丈夫希望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请吴康铭帮忙纠正翻译。搞理工的人爱较真，二十几处问题，两人见了十多次面。一次，他在吴康铭的宿舍看到一本《红旗》杂志，顺口说了句“专心搞业务不就行了，干嘛还搞那么多活动”。吴康铭当场提醒他：“危险啊，这是白专道路”。
吴康铭、钱文浩夫妇
一语成谶。次年，当时还是普通朋友的丈夫被打成“极右”，调到了成都，受尽了磨难。吴康铭说：“他是个书呆子，说话办事只讲科学，走到这一步一点也不意外，只是觉得太可惜。他的科学基础雄厚，可是一个难得的高科技人才呀！”1980年，丈夫彻底平反，两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等待和磨砺后，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吴康铭最放心不下的是丈夫。2000年摔伤，她心里一直想：“那个人一点儿也不会照顾自己，要是我走了，他可要吃苦了。”2007年，丈夫开始患病，吴康铭一直陪伴和照顾在他身旁，无微不至、尽心尽力。2010年，为了满足丈夫多年的心愿，吴康铭在丈夫住院期间，抓紧时间给他做了一本纪念文集，收录了他一生中发表过的重要论文，让久病的丈夫得到了最大的安慰。采访临近结束时，吴康铭熟悉地翻开这本书，指着一篇满是计算机术语和图表的论文说：“这篇文章就是我们俩的合作，后来真的发表在苏联的《电学》杂志上。
2011年，相伴31年的丈夫去世了，没有儿女的吴康铭决定卖掉老屋。她把几十年来攒下的一柜子照片分发给了亲朋好友，把自己收藏的300本文艺书捐给了西城区图书馆，却在处理丈夫的三柜子科技书时犯了难——旧书店和图书馆都不要。无奈之下，吴康铭请来丈夫的两位老同事，拜托他们把有用的书挑走，结果人家只拿走了几本辞典。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这些几十年前的老古董早已被世界遗忘了。
与工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刘祺老师及家人合影
弦歌不辍 黄昏无限
吴康铭的晚年生活丰富得让年轻人也自愧不如。
1987年，退休后的她又在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了十年，桃李北京城。学生去电大报名，常要先问一句“英语是不是吴老师教？”
2000年，吴康铭因雪天路滑摔伤了，造成压缩性骨折，全身动弹不得。她担心自己撑不过去，躺在床上写了遗嘱：“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没来得及。我对外国文艺感兴趣，想四处旅游，如今也不能实现了。”
幸好，伤病在卧床三个月后才逐渐痊愈，吴康铭开始着手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她先游览了欧洲八国，又走到了结缘一生的俄罗斯。为帮助导游和中国游客沟通，她重新捡起停了几十年的俄语，回国后还参加了俄语沙龙合唱团。
2008年，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市民学英语、讲英语的积极性很高，吴康铭主动提出自愿为自己居住社区的老人举办英语班，坚持了四年之久。搬到“一福”后，她除了自愿每周两日晚上为护士讲英语外，还每月为“一福”老人组织一次讲座，自己定主题，自己做幻灯片，最新一次的题目是“难忘的俄罗斯风情”。
她倾注心血最多的，是已经度过了32周年纪念的“老同学”合唱团。团员们的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全部都是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的毕业生。吴康铭既是女高音，又是组织者。这个拥有四个声部的合唱团是老人们宝贵的精神家园，有的团员因年龄太大无法歌唱，仍坚持在儿孙的搀扶下参加每周末的排练：“合唱团是一片净土，能使身心愉快。”
2011年，搬到“一福”，吴康铭身心无比愉悦。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读书、交友、上网、弹琴、听音乐会、唱歌、旅游，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和快乐。
作为工学院“吴康铭院友励志奖学金”捐赠人，吴康铭始终以一份赤子深情保持着与母校和学院的联系，不仅对随时来访的工学学子温柔相待、倾心相谈，在耄耋之龄仍每年坚持回到燕园与工学师生相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她的恬淡气度、家国胸怀，深受同学们爱敬。
她一生乐于奉献，亦不以帮助了多少学子为己功。在她看来，这个决定和退学北大、远走东北、中年成婚一样，不过是人生中数次不值得书写的“自作主张”之一。她就像古人用来比喻君子的老玉：洁净、智慧、勇敢、坦诚，却又不把自己当玉看，而是砺石一样的硬朗、独立。
写于2012年11月
作者/殷晴
（原文发表于2012年，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