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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扩大体制边界——张东晓谈“北大工学院现象”

发布时间:2017-5-4 9:52:56  点击次数:421

在北大地标性建筑百年大讲堂以西、图书馆以南,坐落着一个幽静老旧的院落,绿树掩映,青砖灰瓦,自成一体。这是燕南园,历史上曾居住着许多大师名人:冰心夫妇、周培源、马寅初、冯友兰……
如今燕南园的60号楼,是北大工学院的院长办公室。这是一个年轻的学院——建于2005年,至今不到12年历史——但它又源远流长,早在1910年,北大就成立了工学院,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建制,各系分别并入清华和天津大学。
2005年工学院重建的时候,北大有把它作为改革试验田的用意,并赋予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工学院的改革聚焦在人事制度,做得低调悄然——全球招聘,打破终身制铁饭碗,不升即走;不搞近亲繁殖,不留自己学生;年轻老师入职即可带博士,可建自己的实验室等。这些举措如今国内很多院校都在陆续试水,但在12年前,尚无先例。
工学院院长张东晓在60号楼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采访,还原这12年来工学院尝试了什么,实现了什么。张东晓是工学院第二任院长,2013年接替前任陈十一,后者如今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继任者。虽然2013年才开始掌舵工学院,但从筹建之初,张东晓作为创业伙伴,就一直以创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的身份与陈十一一起“在国内的体制里进行最大限度的改革实践”。今年2月,刚过50岁的张东晓新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工学院现在拥有近120名教师,50岁以下的占七成。年轻的教师队伍为学院文化带来了不拘一格的活力。工学院学生在知乎上讲述求学时的逸事,勾画出一个统计数据之外有温度的工学院:师生之间时而称兄道弟;有的老师每学期期中考试后都请不及格的学生吃饭聊天;一位学生纠结于未来研究方向的选择,发邮件向老师咨询,即使只上过一学期的课,老师也邀请他去办公室聊天;一个同学某次期末考试睡过头,办缓考重修,重修的考试又刚好与其他考试冲突,赶到考场时只剩半个小时,考场接下来有课不能加时。助教问老师能否去办公室继续考,老师说,回寝室做就行了,找个室友看着。助教愕然。据说这位同学很自觉,回寝室掐着点做完交卷……


“工学院重建时,北大就把它作为改革试验田”

经济观察报:从2005年重新筹建开始,北大工学院就在悄然改革。到现在为止,尝试了些什么?实现了些什么?

张东晓:北大工学院是2005年成立的,到现在已将近12年了。实际上在国内高校,尤其是比较好的高校里,对北大工学院的改革都有所耳闻。很多校长见到我会说,哦,你是北大工学院院长,听说你们工学院很有特色。他们称之为“北大工学院现象”。北大工学院从零开始重建,在短短时间里崛起,现在已经成为国内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现在工学院有将近120位老师,大概一半以上有国家人才的头衔,像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青年千人计划等等。这个比例在北大乃至全国高校都是最高的。这是改革的结果。另外,我们学院老师的人均科研经费、人均的高水平论文产出也是北大最高的。今年北大有一个关于科研的综合评分,工学院最高,比第二名要高出不少。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这是“改革的结果”。那么追溯回去的话,改革是如何启动的?

张东晓:如果追溯回去,应该说,北大工学院重建的时候,学校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高校改革的试验田。学校允许我们进行一定的探索,允许我们和国际接轨。对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工学院发展的保障。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进行国际招聘,不搞近亲繁殖;一般情况下不留自己的学生,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希望他们到外面去锻炼几年,如果做得好可以请回来。这是跟国际接轨的惯例,因为我们需要文化上的交叉和融合。如果留自己的学生,学生和老师在同一个院系,会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很多院系都这么做了,但十年前这种做法还不常见,我们是2005年、2006年开始的。工学院采取的另外一些改革措施,在北大也已经推广了。

经济观察报:还有哪些改革措施?

张东晓:比如预聘 -终身制(tenure-track,又译成预聘-长聘制)。这在国外很通行。在进人的时候是没有终身制的,先签一个六年的合同,期满会有评估。如果通过,就能成为终身制的副教授或者正教授,能在北大留下来。我们从2005年开始设计这种制度,现在已经比较成熟,这是保障教师质量的很重要的制度因素。
我们还有一个政策,只要是工学院的老师,不管是正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都能带博士生,这也是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现在很多高校都在改革,但十年前很多学校只有正教授才能做博导,这就严重阻碍了年轻人的发展。

再次,我们给每个教师一笔启动经费,用来建实验室等等。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PI(PrincipalInvesti-gator,实验室研究组长负责制),可以马上招学生、博士甚至博士后,也可以马上申请课题开展工作。这个制度是责权利清晰的,我给了你这么多支持,希望你是个独立的研究人员。如果六年你还做不好,实际上有很多人做得还不错,但是没有达到北大的标准,那就到别的学校去,甚至还能成为别校的人才引进对象。这种现象很多,也很正常。
我们希望每个年轻老师都能够成为独立的PI,独立带学生,独立发展,因为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这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很大。正因为如此,当时我们跟国内一些主要高校竞争人才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赢了。有的老师拿到了我们的聘书,也拿到了中国其他最好的大学的聘书,但他选择了工学院。为什么?就是因为十年前我们改革了,他在工学院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现在,我们的老师30%在50岁以上,40%在40岁到50岁之间,30%在30多岁这个年龄段。
后来国家推出了千人计划,特别是青年千人计划,很多学者通过“青千”计划回国。在别的学校,他们能享受到我们十年前就开始实施的待遇,甚至比我们的更好。比如,很多“青千”人才在国内其他著名大学可以直接当正教授,但在工学院只能当助理教授。只有特别优秀的能破格提为副教授,还是没有终身制的副教授。

经济观察报:2005年启动改革时顺利吗?记得2003年张维迎主导那次北大人事改革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张东晓:我们的改革只针对新引进的人员,对老人员沿用老体制,所以改起来比较顺利,没引起什么纠纷和矛盾。但是,现在新体制的人员数量远远超过老体制人员,新体制的人员大概是九十位,老体制的才三十位左右。我觉得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老体制的人员不现实,也不公平。原来你没有给他那么大的支持,没有让他一进来就带博士。如果现在用同样的标准考核,特别是还要打破原来的铁饭碗,会引起很大的不公平感和不稳定,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很多老体制的人员也做得很好,现在已经开始向新体制并轨了。而且从2014年1月1日起,整个北大在所有新引进教员中已经实施了我刚才说的预聘制-终身制了。我觉得这对北大将来的人才质量能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相信15年或20年后,北大教员的整体水平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仅仅用影响因子来评估,是外行评内行”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北大在重建工学院之初,也希望工学院能够做改革的试验田。当时是否给了工学院一些有利于改革的政策?

张东晓:对。比如,当时工学院实行了预算制,每年定一个额度。在额度范围内,工学院有自由支配权,经费大多用来支持新聘人员建实验室。我们的经费并不比兄弟院系多,我们心里清楚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够的情况下,是向学校去哭去闹去要,还是向社会筹集?我们知道向学校要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向社会募集资源。工学院在社会资源的筹集方面,在北大差不多算是做得最好的了,至少是最好的学院之一。我们的工学院大楼建设的资金都是向社会筹集的。

经济观察报:北大的拨款和你们自筹资金之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张东晓:如果不算科研经费的话,我们筹集的资金已经不比北大的拨款少了。如果算上科研经费,那就远远超过了学校拨款,二三十倍都不止。我们老师申请到的科研经费,一年就超过3亿了。

经济观察报:对于教员,你们晋升的标准是什么?

张东晓:我们招人有(编制)名额限制,晋升没有名额限制,完全按质量控制。我觉得名额限制是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如果两个人都做得好,为什么只能聘请一个人?但我们的晋升很严格,有一年我们淘汰了25%。
很多人都问我,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不是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不是说你拿了多少科研经费,发表了多少影响因子的文章,带了多少学生你就可以晋升,没有这样的硬性要求。而是在各自的领域,如果你是一个risingstar(新星),那你可以评成副教授;如果你有比较大的影响,是一个star,可以被评为正教授。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采用同行评审的方式,比如说,你申请晋升,我们会去征集十封同行的评审信,其中国外的七封,国内的三封。这些评审信会评估你在行业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做出了什么杰出的工作,有什么贡献,和行业里那些刚刚提升的有代表性的副教授或者正教授相比,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这种评审机制和国外是接轨的。有一年我们院有16名教员参加评审,4名没有拿到终身制,淘汰率达25%。

经济观察报:听起来感觉评审制更加主观,其实可能比量化标准更客观。

张东晓:更客观也更严格。不能完全按照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来评价,因为每个行业都不一样。同样是工作六年之后,有的领域的老师发表的论文可能有几十篇,有的领域可能一年发表一篇就不错了,所以不能按发表文章的数量来衡量。也不能按杂志的影响因子衡量,有的行业里最好的杂志,影响因子并不高。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流体力学,这个领域最好的杂志——流体力学杂志,影响因子只有二点几。我所在的水资源研究领域,行业最好的杂志——水资源研究杂志,影响因子可能只有三点几。我所在的另一个行业,石油工程,最好的杂志叫国际石油工程杂志,影响因子才一点几。如果你要在行业里发挥影响,你的文章就要找行业最好的杂志发表,这样同行会尊重你。如果你找一个不相关的杂志发表,也许影响因子高一点,但在行业里是起不到作用的。所以,如果仅仅用影响因子评估的话,是外行评内行的做法。现在我们是同行评价,是内行评内行,杂志的影响因子甚至不会成为考虑因素。这叫“外行看数量,内行看质量”。

经济观察报:如何保证这些来自同行的评价者,是最具权威且让人信服的呢?

张东晓:肯定要选行业里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学者来做评估。美国的一流大学都是这么评的。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也经常收到这种邀请,你会觉得这是应尽的义务。被邀请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你在行业的影响力,大家都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可能会有讨论说,里面有人情。人情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十封评审信,导师、有合作关系的尽量回避。导师有可能会请,但要注明。无论如何导师只有一个,不可能十个人都是导师吧。
这十封评审信收齐后,再经过系、学院、学校的三个层级的委员会评审,每个层级的委员会必须出具意见,最终由学校委员会做决策。但系和院任何一级委员会都可以做出否决,如果系里通不过就不能上报院里。

经济观察报:2005年建院的时候,除了给预算之外,学校还给了其他政策吗?

张东晓:还有院长负责制。我觉得预算制和用人权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学院的事务无外乎人财物。

经济观察报:改革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曲折?

张东晓:那肯定有。比如说我们的预聘-终身制,和学校原有的制度是不吻合匹配的。如何去接轨,怎么样才得到学校的承认,需要很多磨合,有很多酸甜苦辣。比如说,学校层面的委员会是后来经过了很多努力才成立的,开始时并没有。这就是一种磨合。学校没有委员会的时候,我们的决议很难执行。但学校领导很务实,最初是用特事特办的方式,就是报主管校长和校长批准。最初一两批教师的晋升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执行的。后来学校成立了委员会,就可以接轨了。正因为有了这个委员会,学校才得以在2014年开始全校推广。

经济观察报:你的前任陈十一,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过,“重新创建工学院是在国内的体制里进行最大限度的改革实践”。作为创业伙伴,你如何理解他这句话?

张东晓:既然是改革,就是要改变很多阻碍发展的现有状况。比如我们的预聘-终身制,原先是没有的。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没有学校的委员会,一个学院执行不了,所以只能推动学校突破现有体制进行改革。但有些原则,像“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基本纲领,是不能改变的。

经济观察报:南科大最初成立的时候,朱清时提出的不参加高考,自授学位,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等,可能就更大程度地碰触了现有体制。

张东晓:如果他改成了,那就是对现有体制的更大改革吧!没有一个地方能告诉你,现在体制改革的上限是什么。改革需要一步一步地进行,以前的机制是没有预算制的,但我们改了,也就有了。以前的机制也没有预聘制,但我们改了,也就证明是可以改的。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指,有时候通过摸索有可能把体制的边界扩大。

张东晓:对,循序渐进吧。

“我们把考大学当成人生最大的目标,但那只是起点”


经济观察报:你从2005年回来到现在差不多12年了,你感觉中国教育的大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

张东晓: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在用人制度上越来越宽松,和国际接轨越来越好了。比如像“青千”这样的人才引进计划,比如像北大这样完全实施预聘-终身制,12年前我们是难以想象的。现在人才待遇和那个时候比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国内对人才的吸引力应该是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机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我们也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学生愿意留在国内。10年前可能出国的学生更多一些,现在很多优秀的学生认为国内的科研条件、教学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他们愿意留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科研经费跟12年前相比,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升。这样老师花在找科研经费的时间越来越少,花在实际科研的时间更多了。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接受采访时说过,中国的学生很优秀,但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把这种优秀放大,具体是指什么?

张东晓: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应试教育,很多学生都非常优秀,但考核的标准都是考试。考试本领和实际能力是两回事。你在将来的工作或研究中,光有考试本领是远远不够的。这点和国外有很大差别,国外的学生,特别是美国的学生,对考试分数可能没那么看重,更看重的是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另外,我们原来的高校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老师可能几年都没做过科研,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科研,怎么能培养出杰出的学生呢?如果老师对国际前沿不了解,对最新的方法不了解,他培养的学生怎么可能站在世界的前列呢?但是现在,随着教师水平的整体提升,越来越和国际接轨,我们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还有,在美国,前20所甚至前30所高校都很好,学生会觉得上哪所都可以。但在中国,学生心目中的好学校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为了被录取,拼命去考试,因为如果低半分也许就不被录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单一目标——备战高考,唯分数论。但国外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不是成绩高几分就录取,它有一个综合的评估,这样就不会过分地强调分数。
如果将来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学生也认为有很多所大学都是高质量的,无论上哪一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对自我发展都很有帮助,他就不会完全注重分数。客观上讲我们的学校虽然很多,但教育资源和质量,如果和美国比,还是有欠缺的。美国的好学校很多,像我的孩子,他上哪所学校我都觉得很好,都很有特点。
我儿子当年申请本科时候被好几所大学录取了,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他后来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化学。伯克利的化学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学校总体排名没有录取他的其他学校高。我女儿正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但我们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上哪一所都行。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谈起中国的教育,抱怨居多,也呈现出“拼娃”等很疯狂的状态,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

张东晓:这还是刚才说的教育资源问题。如果我们有50所,甚至100所学校大家都能接受,觉得无论就读哪一所,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可能就不会这么去抢夺独木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中国还需要让教育资源更丰富、更均衡。这样大家的心态才会变得比较平和。
我的孩子没参加过补习班,他们什么事情都自己做,申请过程中所有的文书都自己写,也不让别人修改。他们拒绝外界的帮助,而且在他们的道德观念里,申请都应该自己完成,而不是由别人帮助完成。他们的目的不是用各种办法挤进某个学校,目的是培养能力。这很关键。我们很多时候把考大学当作人生的最大目标,实际上那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我们很多学生,一旦考上北大、清华,就达到了人生顶峰,后面就走下坡路了。相反有些学生,一直在爬坡,一直在往上走,这对他的发展反而更有利。很多学生为了实现考顶尖大学的目标,把所有的意志和斗志都磨灭了,都耗尽了。有的学生到北大后不读书,完不成学业,最后只能退学。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动力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确实是从小学开始就奔着考大学的目标,很多父母从孩子幼儿园开始就做准备,花高价买一个“老破小”学区房,这样就能上名牌小学、名牌中学,然后是名牌大学。这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资源不均衡。

张东晓:美国是这么做的。举个例子,比如加州大学,它录取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学生的绝对成绩,不是说在全州来个成绩大排名,它主要考虑学生在就读高中的排名。这样的话就比较均衡,大家就不会都挤到一个所谓最好的高中去。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公平。但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公平,不同的做法,各有利弊。我们现在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绝对的公平,磨灭了我们孩子的多元性,把一个个很有棱角的,丰富多彩的学生,变成了零维的数字。录取的标准只是分数,而不去看学生的档案,不去看他们的成长经历。这样就让我们的学生目标单一化了,他不在乎能力的培养,只在乎分数,这就是应试教育的弊端。

经济观察报:工学院在招生时,能够规避你刚才说的这些弊端吗?

张东晓:这可能就是在现有体制下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还是得看高考分数。

张东晓:对,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余地。但我们也做一些夏令营,希望能多招对工学感兴趣的学生,多招有天赋的学生。对于特别出色的学生,可以适当加分,在自主招生中也能有一点自主性。
我们教育的很多规章制度,全国各个学校基本都是相同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方面应该给各个大学,特别是一流的大学更多自主权。这样的话学校会更有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

采访/撰文:经济观察报 言咏
北大工学院整理发布


原文转载自“经济观察网”电子刊物“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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